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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一凡英國《金融時報》用一個新詞“萎脹”（shrinkflation）來描述當前英國的微觀經濟形勢。它是由萎縮（shrink）加通貨膨脹（flation）構成的。意思是，盡管價格普遍在上漲，但許多商家寧可接受利潤萎縮也要拉住客戶。因此，大飯店的房間價格并沒有上漲，盡管通脹率很高；而餐館的價格也沒有大幅上漲，但各種原材料的價格卻明顯上漲了不少。這種做法使商家的利潤越來越差，風險越來越大。其實，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也陷入了“萎脹”，因為通貨膨脹一直居高不下，而經濟增長卻面臨衰退。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滯脹這個詞那時候被發(fā)明了出來。如今， “萎脹”是比“滯脹”更危險的狀態(tài)，因為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會逐漸失效，經濟將進入自由落體狀態(tài)。
通貨膨脹成為大多數國家最頭疼的問題從2021年開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通脹率開始上升。 2022年，通脹率出現失控跡象。在公眾抗議聲中，世界各國央行開始采取行動，大幅加息。美聯儲連續(xù)3次加息0.75%，向市場發(fā)出激進加息的信號。不過，美國并沒有出現“沃爾克時刻”， 12月份，美聯儲最后決定加息0.5%。雖然美聯儲仍然聲稱，2023年仍然會繼續(xù)加息，但看起來以后不會繼續(xù)激進加息了。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放緩。美聯儲預測，2023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只有0.5%。還有一些機構預測，未來兩年多數發(fā)達國家的平均增速將低于1%。這就是《金融時報》談論“萎脹”的原因。
美國經濟學家、“貨幣主義”鼻祖米爾頓·弗里德曼早就說過，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歷史上所有惡性通貨膨脹的背后，都存在著貨幣超發(fā)的現象。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美歐日等發(fā)達經濟體央行采取前所未有的貨幣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這些中央銀行首先大幅削減利率，將名義利率降至零。然而，市場仍未回暖。隨后，美聯儲又拿出了“量化寬松”的利器，就是進入金融市場直接購買債券。這種行為在經濟學上叫做“印鈔”，就是增發(fā)貨幣。所謂“量化寬松”，就是美聯儲每次入市買債，都高調表態(tài)打算買多少。從2008年到2014年，美聯儲進行了三輪量化寬松，總共購買了3.9萬億美元的債券，相當于發(fā)行了這么多美元現金。歐洲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和日本銀行正在與美聯儲競爭，看誰更有創(chuàng)造力。他們還繼續(xù)實施量化寬松，購買債券以釋放新的流動性，并更大膽地實施負名義利率。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有一個著名的診斷：貨幣政策作用有限。當央行利率降至零時，就會陷入“流動性陷阱”，因為貨幣政策會失去效力。人們寧愿把現金放在床底下，也不愿把它存放到銀行里憑借銀行欺詐。今天，許多發(fā)達國家的央行行長可能認為他們比凱恩斯更聰明，所以他們實行名義負利率：誰把錢存入央行賬戶，央行將要求他為這筆存款繳稅。事實上，名義負利率只能“懲罰”商業(yè)銀行。各國都有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即商業(yè)銀行需要將一定比例的存款存入央行賬戶，以保證商業(yè)銀行不會過度放貸，防止儲戶跑路。中央銀行還可以通過提高或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來調節(jié)市場流動性。當央行實行名義負利率，商業(yè)銀行存放在央行賬戶上的準備金就成了“人質”，商業(yè)銀行必須向央行支付利息。理論上，負名義利率是為了迫使商業(yè)銀行釋放更多貸款以刺激投資和消費。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市場需求不振，商業(yè)銀行再愿意放貸也很難找到貸款人。因此，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在經歷了幾年的負利率之后，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彈。負名義利率的真正作用是可以抑制這些國家發(fā)行的國債收益率。這些發(fā)達經濟體自上一輪金融危機以來，債務不斷攀升，債務利息成為它們巨大的財務負擔。日本央行的名義負利率使得日本國債的年收益率低于1%，遠低于通脹率，大大增加了日本國債的可持續(xù)性。
地緣政治沖突是壓垮通脹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釋放出來的新流動性能夠流向新的國際投資市場，或者流向金融市場新的投資寵兒，通脹可能不會一下子上升。然而，2022年的形勢變化完全出乎意料。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脹一下子就漲了起來。首先，新冠疫情非但沒有平息，反而傳染性更強，感染人數更多。因此，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勞動力受到疫情嚴重影響，制造業(yè)生產中斷。疫情反彈導致美國很多商業(yè)活動中斷，尤其是商品物流中斷，商品無法到達消費者手中。還記得夏天美國的一些港口堆滿了集裝箱，卻沒有卡車運走。商品短缺自然會導致價格上漲，從而產生新的通脹壓力。其次，疫情讓很多發(fā)達國家意識到國家安全非常脆弱，連基本醫(yī)療防護產品的生產都得不到保障。因此，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決心實施再工業(yè)化計劃。他們通過立法要求本國企業(yè)回歸，并規(guī)定了一些制造行業(yè)國產零部件的最低比例。這些“逆全球化”活動不僅限制了國際貿易，還大大提高了生產成本，推高了物價。
最后，烏克蘭戰(zhàn)爭引發(fā)美歐對俄全面經濟制裁，導致俄歐商品流通渠道中斷。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世界糧食和能源市場的重要供應國。戰(zhàn)爭使烏克蘭糧油出口受阻，俄羅斯出口受阻，國際市場糧食和能源價格暴漲。食品和能源價格是基礎價格，它們的漲價勢必會反映在總體價格上，因此各國通脹率不斷攀升。
多國央行面臨政策兩難選擇“萎脹”和“滯脹”都使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陷入兩難境地。如果你想抑制通貨膨脹，你可能會使經濟萎縮變得更糟；如果要刺激經濟增長，就會使通貨膨脹完全失控。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和歐洲在經歷了多年的滯脹之后，終于將重點放在了控制通貨膨脹上。他們不惜使用極其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大力加息，最終抑制了通貨膨脹，但也付出了經濟衰退的慘重代價。事實上，為應對新的“縮脹”，這些發(fā)達國家最終可能也會采取激進的緊縮貨幣政策，首先抑制通脹。隨著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向美國。許多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外逃導致其本幣大幅貶值。這導致許多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指數大幅下滑，企業(yè)融資緊張，影響經濟增長。本幣貶值導致進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升，造成輸入性通脹壓力。為緩解貶值壓力，一些新興經濟體央行采取了干預市場、賣出美元、買入本幣的做法。但隨著資本外逃的加劇，這種對市場的干預將很快會耗盡外匯儲備，反而引發(fā)金融危機。這種現象出現在80年代的拉美危機和1990年代的亞洲危機中。
美國加息能吸引外部資金流向美國，但這對美國來說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例如，當美聯儲加息時，美國國債利率隨之上升，美國政府支付的國債利息急劇上升。當美國債務不高時，不會對美國政府的財政構成威脅。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狀況持續(xù)惡化。2000年，美國聯邦債務水平占GDP的比重剛剛超過50%；到2022年，美國政府債務超過30萬億美元，債務/GDP比率已達到130%以上。此時美國國債利率上升，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會增加很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幾年后，債務利息支付將超過軍費開支，成為美國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如果是這樣，美國離債務危機也就不遠了。在此背景下，美聯儲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不加息，公眾將對長期通脹率產生負面預期，表明美國經濟將陷入長期滯脹，所有宏觀經濟政策都將失效。如果繼續(xù)大幅加息，市場金融泡沫可能破滅，引發(fā)比2008年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將陷入深度衰退。但如果美聯儲猶豫不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不變，世界經濟將受到美國經濟的牽制，陷入混亂。當然，一些國際資本喜歡金融市場亂象，它們可以渾水摸魚。
只有重建信任才能擺脫全球萎脹的威脅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發(fā)達經濟體央行都在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抑制通脹，實現經濟“軟著陸”。但萎脹并沒有顯示出改善的跡象。事實上，我們可能需要轉變觀念，才能找到辦法，走出全球萎脹的陰影。不久前，有經濟學家解釋說，如果說全球化時期，經濟增長強勁、全球通脹率低，那是因為全球化的快速發(fā)展?，F在，發(fā)達經濟體把希望寄托在貨幣政策調整上，作為唯一的救命稻草，恐怕要大失所望了。或許只有摒棄冷戰(zhàn)思維，重新擁抱自由貿易，加強國際合作，才能重新充分發(fā)揮全球供應鏈優(yōu)勢，降低成本。而如果地緣政治壓力緩和，能源、食品等關鍵原材料價格恢復正常，全球通脹壓力自然會降低。當然，要改變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的心態(tài)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我們要時時提醒他們，只有重建互信和國際合作，世界才能找到遏制全球通脹、促進增長。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二十國集團成員是世界主要經濟體，要體現大國擔當，發(fā)揮表率作用，為世界各國謀發(fā)展。
發(fā)達國家想搞逆全球化，結果是世界經濟陷入高通脹和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事實上，世界已經進入“地球村”時代。無論是氣候變化、疫情蔓延，還是全球經濟衰退，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zhàn)和困難。只有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守望相助，才能遏制全球通貨膨脹，抵御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才能開發(fā)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作者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